撰文丨黄瀚伦
出了北镰仓，小津安二郎电影里的一幕幕映现在眼前，站外是圆觉寺，小津著名的“无”字墓碑在山腰墓园。山顶是国宝大洪钟和茶寮，想到一个小时以前还是新宿的繁华喧嚣，久居闹市，憧憬山野孤僧，用汉语道一句“抹茶”
（mattya）
，苦茶和甜点。茶杯里该是宋徽宗最爱的浮沫，荣西禅师把临济宗和茶种带回日本，《吃茶养生记》和宋代的点茶法流传至今。
钱锺书说“没有读过外国诗的读者是读不懂中国诗的。”文化史的研究往往如此，颇有些进出看庐山的趣味，“没有读过外国书的读者是品不出中国茶的”。山寺出身的陆羽著《茶经》，启发百余年后荣西禅师《吃茶养生记》；冈仓天心苦于日本文化不容于欧美，《茶之书》名世，激发留日学生、后来的农业部副部长、“当代茶圣”吴觉农先生在复旦大学创办了中国第一个茶学系，在武夷山麓建立了第一个茶叶研究所。今年由中国工人出版社组织翻译出版的加拿大学者贝剑铭新作《茶在中国：一部宗教与文化史》，正如一颗石子，在当下同质云集的茶书里点出一圈涟漪。
《茶在中国：一部宗教与文化史》，(加) 贝剑铭(James A.Benn) 著，朱慧颖 译，中国工人出版社2019年12月版。
“饮茶”，具有“领圣餐”一般的宗教意义
贝剑铭认为“饮茶”具有与“领圣餐”一般的宗教意义。陆羽在《茶经》里说，大众饮茶法是“斯沟渠间弃水尔”，冈仓天心更在《茶之书》中认为“对晚近的中国人来说，喝茶不过是喝个味道”，贝剑铭则恰恰是要在广阔的“沟渠水”里，探索饮茶“习俗”的宗教与文化价值，由此来认识中国的宗教思想与实践。透过茶的视角，逐渐僵化的刻板印象下是“剧烈地、大规模地，且常常迅速变化的中国。”
与各类饮品的竞争，贯穿茶叶生产工艺和茶文化发展始终。早期被制成伴姜、桂服用的茶汤，指称上则以荼、槚等混用，同时代是魏晋名士钟爱的诸如“寒食散”之类的矿物汤饮。贝剑铭认为，茶的专业化、“茶”字的诞生和茶文化的建构，俱始自唐朝，尤其以陆羽《茶经》为代表。尽管唐玄宗《开元文字音义》已经明确“茶”字，但“茶”、“荼”混用仍广泛存在，陆羽第一个正式全文使用“茶”字指称茶叶制品，引用此前文献也一律以“茶”代“荼”。
唐朝的开明开放，带来儒释道的发展融合，而信徒保持入定的精神状态，防止痴定，需要提神饮品。茶在唐一代，实现了与酒平等的地位，贝剑铭认为这与佛、道青睐密不可分。吴觉农先生则从唯物史观的角度，考证唐朝社会发展稳定，人口从隋末300万户激增至850万户，酿酒过于消耗粮食，遂有长安禁酒和唐中后期茶叶地位的提升。作者的宗教研究背景深厚，行文其间，宗教特别是佛教不仅仅是茶叶研究的关键面向，也是重要的论据来源，论证南方之茶与北方之酒、酪的此消彼长。论酒，则援引了佛教文献《洛阳迦蓝记》和梁武帝的《断酒肉文》。
陆羽煮茶。
一千年前，中国茶已被佛、道青睐
在此之前，1906年冈仓天心的《茶之书》作为最早向西方引介日本茶道的英文著作，把喝茶奉茶的习惯上溯自老子和关尹。一千年前的中国大地上，茶分别被佛、道青睐，在地位提升的同时，早已完成了史前史的形象建构：神农与茶。贝剑铭就此提出“茶承载着如此庄严的神话出现，这一点告诉我们：为茶提供这样一个非同凡响的背景故事，反映了人们认为茶在当时的意义多么重大。”
同在美国的汉学家万志英在2018年出版的《左道：中国宗教文化中的神与魔》也提出，中国的宗教文化并不是对社会秩序和基本价值观的简单反映，“普通民众试图理解、掌控自己的命运，而中国通俗宗教中的神灵世界观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种努力的产物。”
直到明清两代，茶叶商业走向繁荣，至晚清开放海禁，中国茶叶一度占世界茶叶贸易七成以上。但是，这样一种高度商品化的植物饮品，其上负载的是更为高度理想化的“非物质的精神生活的重要符号”。正如从新宿脱身奔向镰仓，承担精英消费者世外寄托的茶，其文化形象是“煮茶的淳朴山僧”。
《茶在中国》一书中专列两章，写了两人两书：出身佛寺的茶圣陆羽与第一本茶书《茶经》，日本茶圣荣西与日本的第一本茶书《吃茶养生记》。《吃茶养生记》以五脏与五味配属开篇，中国研究者大多联系到五行说，贝剑铭以其深厚的佛学、特别是密宗研究背景，考证到出自于日本伪经《尊胜陀罗尼破地狱秘法抄》，也就是唐代善无畏大士的译著《三种悉地破地狱转业障出三界秘密陀罗尼法》。其中心配属苦味，而“建立心脏之方，吃茶是妙术也。”荣西作为日本临济宗祖师，其宗教思想中的心有超乎肉体心脏的意义。在《兴茶护国论》中即提出“大哉心乎”“即心是佛为宗，心无所著者为业，诸法空为义”，点出吃茶即作用于心，则更显出茶的重要。
茶史研究中的不同视角
饮茶的宗教意象，与茶的实用性，即解渴、醒脑、养生相伴产生。近几年，亦有化学、生物学、地理学等不同视角的茶研究给我们以启迪。央视纪录片《茶，一片树叶的故事》的策划人之一，浙江大学茶学系课程教授罗军就在他的《中国茶密码》一书中广泛运用化学分析和生物知识，特别强调了饮茶的健康认知，采纳了原星巴克中国和亚太区副总裁兼研发总监马胜学的建议，选用“cha”来区别西方大众认知中以立顿茶包为代表的“tea”。《茶经》本身就是一本选茶、喝茶的工具书，“陆羽奖”获奖者王建荣的问答式著作《茶道：从喝茶到懂茶》则可谓承继古风，“源”、“具”、“造”、“器”、“煮”、“饮”、“事”、“出”一一对应，兼有茶与饮茶图照，指导性极强。
宋朝街头茶饮。
囿于古代交通壅塞，陆羽所选茗茶主要限于长江中下游一带，随着交通的发展和茶叶工艺的更新，茶的品类不断得到丰富，2018年一群爱茶青年人合作出版的《寻茶记：中国茶叶地理》记录了13个产区、65款名茶，其中就有笔者家乡的雨花茶，吴觉农先生创办的茶叶研究所在南京紫金山麓试验产出，历史不足百年，但价格早已翻番。
“一边嗑着瓜子或吃着葡萄干，一边喝茶聊天的画面在中国十分常见。”2019年，日本Connacht茶叶店主理人三宅贵男的《你不懂茶》茶叶手绘百科翻译出版，对于中国茶的礼仪，他做了这样一段描述，紧接着，他说，“茶的清香和糖的甜味特别搭，所以糖渍果干也是中国茶的好搭档。”这与日本的繁复茶道不同。日本茶室的设置，发源于维摩诘讲经的居所。茶由僧人带到日本，按照佛教的典仪修筑茶室，保留下宋朝的点茶法，饮茶者有佛门中人，也有普罗大众。荣西禅师在宇治深山种下的茶种又重新流传回中国，寄寓山野孤僧的想象，也成为大街小巷的尚品，多元和开放。访遍名山茗茶，追寻古今中外的论述，读罢外国书，品味中国茶，在文化交流融合的当代，越是深入文化史的研究，越是丰富文化呈现的面向，越是走向开放与多元。
以往茶史研究中对宗教这一切面稍显不足，多是聚焦在地缘、品类，而贝剑铭的《茶在中国》则是一个有益补充。在贝剑铭的著作里，我们可以看到一种联系的、整体的观点，没有选择面面俱到的通史写作方式，而是撷取了几个重要的历史侧颜，来进行一个观念的建构。在强调地区特殊性成为中国研究主流、个案研究成为热门的当下，对宏观、整体联系的看法，对个案之于整体意义大小和影响显隐的充分论述，实现了以宗教这个切入点，构建茶文化的个体及其选择的重要性，来呈现茶与饮茶的社会史和文化史梳理。
撰文丨黄瀚伦
编辑丨董牧孜
校对丨李立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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